艾滋病人在农村

     本报记者 杨锐 丁伟

    编者按：卫生部公布的资料显示：到2002年6月底，我国感染艾滋病病毒(HIV)的人数接近100万，其中农村的感染者大约80%。众所周知，艾滋病病毒传播的途径有三种：血液、性交和母婴传播，而出现在农村的感染者，很多都与非法采供血有直接的关系。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今年艾滋病日的主题是“相互关爱，共享生命”。日前，记者跟随中华预防医学会的专家到北方某地的几个县作了调研和考察，了解了部分农村感染者感染病毒前后的一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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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月之内身体“大换血”

    眼前这个看上去40多岁的农民，是前来参加座谈的10位HIV感染者中比较健谈的一位，也最爱笑。据说，他是来人中文化程度最高的，念完了高中。

    来防疫部门座谈的这10个人都是1993年前后在非法采供血和血浆中被感染的。虽说非法采供血在当地是非法行为，可在暴利驱使下，仍然有从外地来的非法采血人窜入农村秘密采血。当时采血的条件还很落后，通常是将供血者的血液抽出后按不同的血型放在不同的容器中，将血浆统一分离取出后，再将红血球等分别回输给每个人。这时，如果其中有一人是HIV感染者，那么，某一天和他同一血型又恰巧在一起供血的人由于血液被混在一个容器中，就会百分之百地被感染。于是，一个感染者变成了10个、20个甚至更多……如果恰巧某次参加供血的人中没有HIV感染者，某人也许在这一次供血中有幸不被感染，可是并不能保证每次不同的供血者中都正好没有HIV感染者，也不能保证他每一次供血都不被感染，因为他们供血的次数实在太频繁了。而被感染的人如果当时未能查出，下次供血或是又转移到其他地方供血时，病毒自然也会传染给更多的人或带到了其他地方。

    以下是记者和那个笑咪咪的被感染者的对话。

    问：“那时候，你们一般一个月献几次血？”

    答：“多的时候一个月能献10次到20次。”

    问：“每次献多少？”

    答：“400毫升。”

    问：“你一个月最多的时候献过几次血？”

    答：“10次。”

    问：“献一次血能得多少钱？”

    答：“60元，除去血袋钱和手续费之外，净得50元。”

    一个体重60公斤重的人全身的血液也不过4800毫升。这就是说，在一个月内他们供出身体中全部甚至超过全部的血液量后，也才能挣500多元钱。

    2

    看病，要在夜晚偷偷进行

    记者原计划到感染者家中，亲眼看看他们目前生活的境况。但当地防疫部门的工作人员立即提醒，这样兴师动众会招致左邻右舍的注意。因此记者不得不改变了计划，将部分感染者找到防疫部门座谈。某县原防疫站站长告诉记者：几年前，一村民被确认为艾滋病病毒感染后，他第一次到这个农民家里做工作的时候，竟被人家拿着大棒打了出来。

    “求求你们别来了，我感染上了这个病，就让我死吧，不要再连累了家人。”刚得知自己被感染，多数人都是这么想的。因为感染者一旦被周围人知道，后果不堪设想：亲戚朋友立即会离他而去，不再来往；子女学业被迫中断，进城招工也没人敢接受，更别说结婚成家。有一名艾滋病患者死去时，在讲究丧事大办的农村，左邻右舍竟无一人到场，最后是亲戚默默将他抬出草草埋葬了事。

    感染者之所以被歧视，是因为这种病往往和坏人、坏事连在了一起。“你坏，你坏，你是艾滋病。”这在农村都成了孩子间骂人的话。

    为了尽可能不让周围人知道，防疫部门人员的工作都变成了夜间的行为。“我们一般都是夜晚偷偷地到感染者家里。为了不至于惊动别人，我们通常都是把车子停在村口，然后走到感染者家里。”

    在歧视的环境中，感染者对环境的态度也自然是对抗的，他们最初对社会所给予的关爱甚至都将信将疑。一位感染者的丈夫像讲笑话一样和记者讲起1998年带妻子等8人到北京治疗的情景：“当时是我护送他们去北京的。咱摸不清到底是个什么情况，也不知道会不会中途在什么地方把我们一块儿装进大卡车送到哪里给关起来。所以，出发的时候我就做好了万一发生意外临时逃跑的准备。我把逃跑的路线都画好了：到了北京万一发生意外，我就准备让几个人从火车的轮子下钻过去逃跑。可是到北京后，徐教授(指中国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的徐人庆教授———记者注)亲自来接我们，在路 更 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