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医的发现 ——应邀在成都毓秀苑宾馆的演讲

    张 流 秀(2005年12月20日)
    首先，感谢冯老师(书院院长冯学成先生)的热情介绍!冯老师学识宏深渊博，德能深孚众望，在物欲横流的今天，能以大誓愿、大魄力、大智慧开办成功龙江书院，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实堪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脊梁!
    其次，还感谢热衷于公益事业而在冯老师感召下，主要负责书院医学这一块的半部居士赵军先生!没有他，大家可能很难有今晚和我的缘分。我是昨天带着我一个大学生弟子赶来成都的。来成都，很有种“回家”的感觉。我1989年到1991年的时候，曾在这个文化氛围很浓、传统积淀深厚的都市求过学，这里有我的恩师——四川教育学院的赵伯勤老师，我今天的人生转折，就是从那时最先开始的。
    我是重庆人，重庆直辖以前是四川行政区划的一个部分，那时的四川叫“大四川”，习称“巴蜀”。如今虽然重庆独立了出来，但是我对外，仍然骄傲地自称 “巴蜀郎中”。巴蜀之地人杰地灵，自古藏龙卧虎，尤其名医众多，作为中医当代郎中，我总割舍不了这个“巴蜀”情结。
    今晚因缘殊胜，有机会来到这里，和在座的各位交流一下祖国医学的问题，我既惶恐，又感到高兴。高兴的是，有这么多道友，好象还有个别成都中医药大学学生，大家齐集一堂，让我看到了《兰亭集序》“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盛况的再现；道友们看来都来自不同的岗位、不同的职业或不同的阶层，却能和我一起来共同关注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集大成者——中医, 使我对祖国医学的研究和传播充满了逆流挽舟的信心。惶恐的是，我虽然也受过高等教育，但我并不是中医大学毕业的科班生，如果说，我今天对中医能有一点儿感悟，那不过是“半是师承半自悟”的结果罢了。
    大家可能都已知道，当今中医界有一位老中医名叫李可。李可自称“山野村夫”，山西人，他著过一本书叫《李可老中医急危重症疑难病经验专辑》。我第一次听说他，是去年在杭州参加的“第七期全国名中医临床经验高级讲习班”上，对我有知遇之恩的当代顶尖级中医临床大家朱良春先生在讲课中说，张仲景而后，医家胆识唯数山西李可，李可急救重用附子深得仲景心法。我说，先生，临床喜欢常用和重用附子的医家，据我所知，以前还有享誉上海的祝味菊和施惠云南的吴佩衡，他们都是出自巴蜀；当代常用温阳药并重用附子的，津京地区一位叫孙秉严的治癌医家也算一个；我，通常也重用附子等温阳药救人。wH
    大家可能都有个感觉，就是我们大四川好象一向都出温阳补火的高手。的确，“火神派”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比如，郑钦安郑火神，卢铸之卢火神，唐步祺唐火神，都是极其有名的。火神派当代传人卢崇汉先生，也何其了得，你们都知道的，他好象前些时侯，还曾在成都中医药大学演讲过“业医感悟”对不？
    我的师父也是四川的，乐至县人，早年落难贵州，后来就在贵州端着金碗，出家当了和尚。临证他也常用温阳药，特别是干姜，剂量少则3克、5克，多则15克，治病救命不少，我只跟了他三个月，当时未曾理会得到，但是后来对于包括干姜在内的温阳药，如肉桂、附子等等，引起了我高度的重视。这源于一个让我至今还心有余悸的教训。

    记得那是1995年的初秋，我正有滋有味、怡然自得做业余郎中的时候，有一位30来岁的家庭主妇，因自觉发烧难耐，其家属接我上门去诊治。患者睡在床上，精神忧郁萎靡，面色晦暗萎黄，舌质淡红而瘦，苔薄白，六脉濡数，畏风，惊悸，饮食极差，自认为必死。其家属称，已找过远近各大小诊所、医院，本地最有名的几个个体中医也请过了多次，总是退不下烧，但考体温又不高；病程已有数月，西医基本用尽了消炎伎俩，几个中医开的也几乎全都是清热解毒一类的药方。遇烧当退，见热消炎，中医同一思路地清热解毒，似乎也无可指责，但为何惘然无效？我当时推理：可见热烧不该是实火，加之体温又基本正常，看来定是虚火内烧无疑。于是很自信地处以滋阴降火的中医著名汤头知柏地黄丸类。不曾想到，服药差不多快半个月了，待我上门去看时，病家居然把盖棺论定的“材子”都置备下了!怎么回事呢？凭感觉这病是死不了人的，可事实上，大家就只等着病人落下最后一口丝微之气了!我当初很不理解，也极不心甘，可是又无可奈何。
    惭愧地叹息着回到家，一天，偶然翻开新买的一部明朝大医家张介宾的《景岳全书》，当读到其中“传忠录” 开篇里面的一段，顿时全身震栗，汗毛直竖。那一段是这样的：3W;C
    “……得其阳者生，得其阴者死。故凡欲保生重命者，尤当爱惜阳气。此即以生以化之元神，不可忽也。曩自刘河间出，以暑火立论，专用寒凉伐此阳气，其害已甚。赖东垣先生论脾胃之火必须温养，未能尽斥一偏之谬，而丹溪复出，又立阴虚火动之论，制补阴、大补等丸，俱以黄柏、知母为君，寒凉之弊又复 更 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