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中医的世纪

     ——答《中国青年杂志》记者问

    (1995年5月)

    问：崔老，您是我国卫生界德高望重的领导人，在担任卫生部长时，您就提出要发展我国中医药事业的主张，并为此做了大量工作。您能否介绍一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情况？

    答：中医是我们中华民族非常宝贵的文化财富，但在对它的继承和发展过程中，由于中医理论体系和诊治方法的特殊性以及我们对中西医认识上的不一致,中医事业的发展并不顺利，甚至可以说走了一条艰难之路。

    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提出要“西医学习中医，中医学习西医，搞中西医结合，创立新的学派”。本来这是个非常好的主张，为中医在新时代的发展开辟了更广阔的领域。但那时我们国家整个路线都是“左”的，当时认为我们大干快上用十年八年就一定能创造出一个新的学派，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加上讲阶级斗争，批判牛鬼蛇神封资修，一些老中医被当作封建残余臭老九，被打倒赶回了家，中医的骨干被瓦解了。在这种情况下，创造中西医结合的新医学派怎么可能？中医没有骨干，就由西医去创造，西医很快占领了中医的阵地。1978年我恢复工作到卫生部当副部长，服从组织安排，主管中医工作，当时中医是什么状况呢？

    文革前，全国有中医院371所，文革中搞掉了200所，只剩余100多所，这100多所还是以西医为主，中医为辅,中医实际上被消灭得差不多了。1982年，湖南衡阳会议上，我提出中医就是中医，不能用西医消灭中医；中西医结合不是谁占领谁的问题，中西医结合应是一种高级结合，它所用的方法应既不同于原来中医的方法，也不同于西医的方法，是在更高层次上寻找结合点。我们不能挂着梅兰芳的牌子，却唱着流行歌曲的调子，保持中医的纯粹性这是中医发展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这次会议是个转折点，从此我们在政策上开始重视中医了，但是怎样才能把中医发展起来，还是个大问题。中医的真正发展首先要国家增加对中医的投入。1982年重新修订宪法时，彭真同志给我写了封信，说中医你要好好地抓，后来又派王汉斌同志和我谈怎样发展中医。经过讨论，我们在宪法中加入了“发展传统医和现代医”这样的字句。1985年，我们向国家争取到1亿元发展中医专款，在当年的卫生厅局长会议上，我对各省卫生界负责人说：“现在我们有了这么些钱来发展传统医学，我不提多的要求，就两条：第一，必须要每个县建立中医院，如果是少数民族山区，应按他们的需要建民族医院；第二条，加强中医高等人才的教育，少数民族的蒙医、藏医、维医要建立医学院，傣医要建立卫生学校。”先把传统医学的庙建起来，有了庙，请神就比较容易了。到了1985年，我们有了近1600所中医院，现在已到2000多所，中医学院有了30所。可以说，中国的中医事业发展也只是刚刚起步。

    问：崔老，您在前面提到在我国中医事业的发展过程中，西医曾一度取代中医占据领导地位，事实上由于西医在医疗技术和诊治手段等方面与现代科技进步紧密结合，发展极快，而中医的发展相对缓慢，因此有人提出应把中医西医化，或者说中医向西医看齐，对这种观点您怎么看？

    答：我赞成中西医结合，但我不赞成中医西医化。

    有三个概念我们必须弄清楚，一是发展中医，一是发展中西医结合，一是发展西医。我们不能用中西医结合代替发展中医，这是个原则问题。1984年我在中央书记处汇报工作时，书记处提出中医不能丢，中西医结合要继续搞。中医是我们祖国的传统文化瑰宝，它所包含的内容博大精深，中医有一套独特的体系，它的整体观、辩证思想、天人合一等东西在西医里是没有的。虽然中医不像西医直观、量化，可以测定，但中医在临床的实践中是极富成效的。有些在西医看来是没有办法的病，中医一看就见效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医的诊治方法也许在实验室做不出来，可在客观实践中得到了最好的检验。人们常说：“西医治表，中医治里”，可见大家对中医神奇的疗效还是十分信服的。一些欧美国家对中医也重视起来。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振兴科学，在学习了德国的细胞学后，取消了汉医。1979年我访问日本，日本医学会西医会会长很有感慨地对我说：“中医非常好，我们取消汉医是个错误”。如果按西医的测验手段，取消中医很容易。比如号脉，中医认为正脉反脉共有80多种，可西医的脉像仪只能测出几种，如果因为仪器无法测出就否定它的存在，这样的态度才是不科学的。科学是不断向前的，它的进步就在于不断地探索未知的新领域，寻求解决问题的新方法。对现在的科学手段无法检验，现在的理论无法解释的事物，我们应有一种包容精神和虚心求解的态度。对中医这种有几千年历史实践的东西，我们更应努力挖掘发展。也只有在中医得到充分发展的基础上，中西医才能找到最佳的结合点。

    问：目前，我国中 更 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