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中国面临的“三大”人口高峰问题

     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11年前,以21世纪我国的总人口高峰、劳动年龄人口高峰和老年人口高峰(以下简称“三大”人口高峰)相继来临与彼此叠加，提出了令人忧心忡忡的困境与危机问题(《生存与发展》，胡鞍钢等，科学出版社，1989年)。其影响随着时间的广延，迅速扩大。如今，将“三大”人口高峰视作21世纪我国可持续发展的消极因素、社会经济发展的沉重负担与压力，已是相当普遍。然而，这种认识并非正确。为说明此问题，这里做一精细分析。

    一、“三大”人口高峰是计划生育成果的体现

    所谓“三大”人口高峰，指的是“三大”人口的峰值。对于一个增长型人口来说，“三大”人口分别不再继续增长时的总量便成为最高值，即峰值。因此，峰值是停止增长或负增长的标志。

    在一定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条件下，“三大”人口停止增长或达零增长的前提：一是生育水平必须降至等于或低于更替水平；二是这种低生育水平必须要相对稳定数十年。高于更替水平，“三大”人口将无休止地增长，所谓高峰或峰值就根本不会出现。

    “三大”人口高峰，实际是数十年稳定这种低生育水平和相应形成的数十个单岁年龄导致的结构变动，共同作用而相继在不同时间跨度上，分别终止增长，达其峰值的客观必然反映。

    实行计划生育，使我国降至更替水平的时间，至少提前了50年。“三大”人口在等于或低于更替水平下的增长，纯属是年龄结构变动导致的惯性增长。其增长既是不可避免的过程，也是实现零增长的必经阶段。从严格控制人口数量来说，人们对这种有所不为的增长表示担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将其视为是消极因素及压力与负担，那就欠缺科学不足取了。

    我国若没有全面实行计划生育，降至更替水平的时间，一旦推迟到21世纪中后期，那么，“三大”人口必将在21世纪无峰值地不停顿增长。可以想见，无高峰的“三大”人口，较有高峰的“三大”人口，其增长相对要大的惊人。21世纪“三大”人口高峰的相继到来，即“三大”人口相继停止增长的到来，无疑是计划生育成果的体现。

    “三大”人口高峰只能相继到来，不可能有彼此叠加的问题。如果将“三大”人口各自达零增长过程中的某一有限时间内，并列出现的惯性增长称为彼此叠加，实质是将本属于一码事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划分为总体与部分重复表述的结果。

    “三大”人口高峰，指的是其峰值而非其形成过程。因为形成过程中的“三大”人口相对增速是呈衰减趋势。从某种意义上说，“三大”人口高峰是计划生育控制出来的结果，也是结束其增长历史和其增长类型的标志。

    二、“三大”人口高峰是喜还是忧

    21世纪中叶，中国人口总量达其峰值时约为16亿。这是此前生育水平持续在更替水平及稍低于更替水平前提下，数十年受年龄结构变动影响的必然结果。其间人口从21世纪初始的13亿以内增至约16亿，是客观的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惯性增长。人口在等于或低于更替水平前提下的增长，只是其表象而非其内在的质。当一个人口降至更替水平或以下并保持下去，这就决定了人口的增长，必将停止下来，达其峰值。

    人口总量在达其峰值之前的数十年增长，实质是实现停止增长或负增长的前奏，也是计划生育严格控制下不得已而付出的代价。

    因此，严格区分更替水平之上前提下的人口无峰值或无高峰的无限期增长，与等于或低于更替水平前提下的有峰值或有高峰的有限期增长，是正确认识此间人口增长变动趋势，正确认识人口总量变化的关键。否则，就会将问题的性质搞错。

    劳动年龄人口，指的是15-64岁人口。全国城乡自1970年普遍实行计划生育之后的出生人口，从1985年开始逐年逐龄进入劳动年龄人口。2034年起的劳动年龄人口，才完全是全国普遍实行计划生育之后出生的人口。

    劳动年龄人口，1980年末为5.90亿，1984年末为6.70亿，年均增量为2000万，年均增速为3.17%，增加一个亿的时间为5年，基本反映的是未实行计划生育前出生人口的劳动年龄人口变动状况；当实行计划生育最初5年的出生人口步入劳动年龄人口，其增速就明显减缓，1989年末为7.54亿，较1984年末相比，年均增量减至1680万，年均增速降为2.36%，增加一个亿的时间延长到5.95年；1994年末，劳动年龄人口虽增至8.06亿，但与1989年相比，年均增量却减少到1040万，年均增速降低到1.33%，增加一个亿的时间进一步延长到9.62年；与1994年末相比，5年后的1999年末，劳动年龄人口仅增加了4100万，为8.47亿，年均增量降低到820万，年均增速已降到不足1.0%，增加一个亿的 更 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