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墓地上的叙事之花

     李 明[1] 北京中医药大学52号信箱 clearmind@126.com 北京，朝阳 100029
    世事无常。好端端的，上帝死了、人死了、哲学死了、作者死了、现代建筑死了……而且死得有板有眼，死得斩钉截铁。它们死就死吧，只要有医学活着，就不必害怕——医学是生存的底线。可是最恐怖的消息来了：医学也死了。末学刚刚在《医学与哲学》上发表拙文把中医死了的消息抖出[2]，就听说西医也死了。
    宣布这个消息的人叫劳伦斯·弗斯(Laurence Foss),他专门写了一本书，题目叫《现代医学的终结》(The End of Modern Medicine)。其书出版于2002年，如果以出版时间作为西医死亡的标志的话，西医比中医死得还要早四年。按照作者的说法，现代医学诞生于1816年，以听诊器的发明为标志，算起来享年186岁。虽然在写作拙文的时候并未看到此书，但是并不出乎意料之外。因为中医本来就是西医注视的产物——“君以此始，必以此终”，照理就应该稍微晚一点。目前学界对医学特别是中医的关注热情非常高涨——最后的救命稻草要连根拔出，那种“如少水鱼”的恐惧与奋争的心态实属自然。可是“饥不择食，慌不择路”，如果不能保持冷静，恐怕会得不偿失。
    自从上世纪初“中医”在“西医”这个他者的注视下从中国医学传统中走出，与西医之间的抗争就不曾间断。最初“中医”一词只有在传教士办的医学刊物上才能见到。这个词的提出本身就是为了表明中国医学与西医的差别。可是后来“中医”逐渐自己认同了这种差别的存在，却又不甘心，一定要否认或者变相地否认这种差别。一定要辩护，说中医不比西医差，说中医同样科学。因为那些“中医”在骨子里还是认为西医高明的。殊不知这种辩护本身恰恰强化了两者的差别。结果“中医”的研究慢慢偏离了医学传统的干道，在西医的注视下异化了，成了不折不扣的怪胎。学习中医的人不信中医、中医药大学的学生成了中医的掘墓人、中医与西医的实践越来越相似、中医的术语逐渐西医化等等，这些现象已经司空见惯。在处理两种医学的关系上，国人的努力集中体现在“汇通”、“结合”和“学习”上。可惜，在拙文中提到中医和西医的关系是“汇而不通，结而不合，学而不习。”
    有人说中国的医疗系统独具特色，因为世界上只有中国官方承认两种医学，且规定两种医学地位平等。其实中国又何尝不希望有统一的医学。可是历史证明了医学的统一十分困难。余云岫想通过废止“旧医”达到统一，结果群起而攻之。这是在情理之中的：当时的中西医力量悬殊非常大，而且全国推行西医根本不现实。而西医既已得到科学文化的认可，近现代的中国对它自然也是趋之若鹜，欲罢不能。恐怕唯一可能的出路就是取两者之长，形成一种新医学。所以“中西医汇通”、“中西医结合”、“中医西相互学习”的声音最得人心。可是前文提到，中医的诞生本身就肩负着证明自己与西医不同的使命，现在要趋同，那就是威胁两种医学的存在，叫它如何“汇通”、“结合”、“学习”？换句话说，两种医学都有一种“自以为是”的真理观，即认为真理只有一个，结果只能你死我活。如果不从这个根本上入手，中医和西医的关系根本不可能有出路。好在随着西方后现代思潮的影响渐深，终于开始撼动医学的真理观——医学是最贴近人的信仰的，因为它与性命攸关，所以也最顽固，除非有十分地把握，医学的根本信仰绝对不变。当初现代医学观刚刚兴起的时候同样困难重重，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欧洲甚至出现医学的怀疑论，认为医学根本不能治病，人生病之后就裸体接受太阳浴，名曰“自然疗法”。现代医学的困境逼迫人们去反思其真理观本身，自然也需要一个困难的历程。但是，毕竟这种探索已经开始，而且已经取得一定成效。

    西医对自身反思的结果就是对他者的逐渐开放。在2002年，美国全国范围的调查表明有30%的美国成人采用补充医学和替代医学(CAM)的治疗手段[3]。且另一项研究表明，在美国，学历越高的人选择补充医学和替代医学的倾向性越强。比较而言，中国的中医学研究反而更加坚持所谓“科学的”真理观。换句话说，中医在反思自己的深度上比西方落后。中医被近代传教士灌输了一套理念，当初传教士们也认为是出自好意，但现在西方人发现自己错了，在努力去改正，而中医却仍然坚信那套错误的理念，像自虐狂一样不肯把紧箍咒取下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末学扼腕叹惋之后不得不说中医死了。但是中医的死亡并非坏事，因为只有这种因西医而生的中医死了，才可能架构真正的面向世界的中国医学。
    面向世界的中国医学应该具备三个特征：第一，她要有自信；第二，她能包容别人；第三，她不断超越自己。
    医学的自信来自民族信仰。中国本土的信仰没有断，也不可能断。尽管现代国人经历了五四与文革的洗礼，我们的骨子里仍然流淌着几千年华夏文明的血液。 更 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