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中医行业的变迁

     老奴隶当年豪情万丈年考入中医学院，至今入行25年整，回顾过去，尽管这个行业(有些人喜欢提“战线”，老奴隶不喜欢!)里多年来各种各样的观点、政策层出不穷，五时花六时雨。名为中医院，70%用西医方法，但有几件大事对这个行业的发展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历史性地认识这个行业，可以帮助展望未来。
    记得初入学时，领导先上专业思想教育课，那个时候的提法跟现在不一样，基本上还是按毛主席创建“现代中医”时其原则，仍是取其精华，去其糟柏，以现代医学为手段、准则，并指出咱们跟民间郎中不一样，将来的方向是中西融合的新医学，强调结合“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研究中医。中医科研主要是印证中医基础理论及临床引用，如“脾胃”研究、活血祛瘀研究，还算规规矩矩。其原因大概是，第一代以西学中的西医为主导的创业者还在主导这个行业，做事不至于太离谱。
    至1982年“衡阳会议”认为文革时代中医行业的问题是提倡与现代医学结合导致的，改革就应大力提倡复古，“突出中医特色”。这一明显具有政治挂帅色彩的原则彻底主导了以后的行业发展，行事的准则不再是客观科学，而是“突出”，也逐步使这个行业浮夸、吹牛之风泛滥。记得中管局也是在此之后不久成立的，要与西医分庭抗礼。对当时医学生的直接影响就是大幅度删减西医与现代科学基础课，对他们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从踏入门槛那天起就被彻底地边缘化,也是以后帝王要挟奴隶们的重要条件。另外如还有临床一线奴隶有着切肤之痛的就是后来发展出的每天要“创作”八股文式的“中医病历”，这些东西是与职称、奖金挂钩强行推行的，不知浪费了多少一线奴隶的青春、生命，只不过在没有开发出对医疗卫生有重大影响的“突破性”的新药、新疗法之下，可成为炫耀的政绩。还有西医院要评三甲，也必须设有中医科，大概也是政治挂帅的产物。
    接下来1980年代后期的全国性的大兴第三产业、承包制市场化，不可避免的对中医行业产生重要的影响。当时的提法是，我国要开发自己“自主知识产权”的新药赚大钱，在西药领域根本无法与西方的大制药公司比，因中医(特指老中医)疗效确切，历史悠久，唯我独有，游戏规则自定，用FDA的规则套一套，稍加理顺即可，有希望多、快、好、省出成果，于是整个中医科研“新药开发(治疗重大疾病)”火暴。一方面，按新药开发的要求推广了GCP、GMP、DME等新知识、标准，本不错；但问题出在另一方面，仍局限于突出中医特色、急功近利的原则，中管局等管理部门也放宽了老中医“经验方”转化为“新药”(成药)的标准。由于有利可图，同时第一代以西学中的西医为主导的创业者也陆续退休(但中医是越老越好退而不休)“冇王管”，自此乱象百出。如现在许多挂着“名老中医”头衔的，实际上相当部分是正规的中医学院早期的毕业生，并没有纯中医的背景，是用“审批”的方法批量生产的。新中国建立这么多年，真正的民间老中医没剩几个了。当时据说历史上中医的发展是靠“名老中医”，为了形势的需要而评审一批。每“审批”一批“名老中医”又相应“挖掘”出一批“学术思想、经验方”进行“继承、开发”。
    折腾多年，“新药”(成药)层出不穷，尽管中医科研表面还做到了“基因到处飘荡、细胞到处凋亡”，还放射介入、器官移植都在搞，“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但没有如愿地开发出对医疗卫生有重大影响的“突破性”的新药、新疗法，没赚成洋鬼子的大钱(有一些私下炒作进入FDA验证，后来是没影的事，不过在国内市场是成功了)，顶多就是每引进一样西医新疗法加用中药就比纯西医好点，50年不变。同时，随着现代医学的巨大进步及被不断引进国内，中医的“优势”越来越小，头面人物们进一步彻底抛弃了曾经挂在嘴边的一点现代医学，赤裸裸的指责GCP、GMP等现代医药学标准限制了中医的发展，委过于“牧师管和尚”或价格低伤了元气，转而提出“纯”中医，还有人提出为了适应中医的要求，应重新恢复黄帝时代的文化氛围，五四运动提出的德先生、赛先生也要否定；中医院校招生不收学过数理化的才死心塌地地相信中医，“抵抗西方的文化侵略”。这本是很诬赖、搞笑的说法，就等于中国队打世界杯，大不过人家，就要修改规则让中国队赢。但肉食者依然进一步砸大量的金钱搞大搞“名医工程”、“拜师工程”、“中医疗效评价体系”，极端者比如把拜师与职称挂钩，不拜一个“老中医”签字认可，不能晋升，同时承认没有经过正规医学教育、以师徒传授学医的“民间医生”的行医资格。这一切，都随着2002—2003年间的非典风波被炒作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指望建立“强省”、“大产业”，还要把“东方之珠”也拉上，“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接下来，近年医改失败“看病难、看病贵”矛盾激化，中管局紧跟形势抛出“简便廉验”(另一面又说“贱买中医伤了元气”)论，于是中医科研又搞了“适宜技术”，各种新旧“绝活”纷纷粉墨登场，各路诸侯也鹦鹉学舌言必称“简便廉验 更 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