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现代化的内涵及其实现手段（3）

     把中药与天然药物区别开来的最好办法，莫过于为中药与天然药物正名。

    首先，应该把中药新药的注册分类、申报资料与天然药物的注册分类、申报资料区别开来。中药新药的研究更注重于复方的作用，注重于复方中各成分的比例，而不是某种所谓的有效成分的含量有多高。天然药物新药研制则侧重于药物某种或某类有效成分的含量高低，更注重质量控制而非药物的实际疗效。

    其次，应该在批准文号上把中药与天然药物严格区别开来，中药用Z，而天然药物用T，这样便于医生、患者的识别。

     中医药病症、证候动物模型研究问题

    中医、中药是经验科学，中医对于“病症”及“证”的认识，是直观和感性的，与西医有着本质的不同，缺乏定量化的指标，而这也应该指导中医药病症、证候动物的造模过程。换句话说，中医药病症、证候动物模型，应该尽可能多的模拟人生病的真实过程，更加与人的“病症”及“证”的生理及病理状态相似，真实反映中医学的“病症”及“证”。在此基础上，通过对人或模拟动物的血液、体液等代谢产物及其它相关物质用药前后的对比研究，发现引起“病症”及“证”的物质基础，从而找出中医药学“病症”及“证”的本质，进而更加客观地指导中医药病症、证候动物造模过程。中医药病症、证候动物模型的规范化应包括直观规范化和客观模型规范化两个阶段。直观规范化阶段应尽量使动物模型与中医“病症”和“证”的诊断要点相符；而客观规范化阶段则应采用客观化的指标，以指导和评价中医的“病症”和“证”动物模型。

     一、中医证候动物模型研究回顾

    中医证候动物模型的研究始于1960年，邝安坤发现过量使用肾上腺皮质激素的小白鼠表现为阳虚征象：体重下降、萎靡、耐寒力低。1963年又发现用助阳药物(附子、肉桂、肉苁蓉、仙灵脾)能治疗这种状态。1964年，易宁育用六味地黄汤治疗类似阴虚的肾性高血压大鼠。同年，上海第二医学院舌象小组研究气虚(人工慢性贫血)和阴虚(高位小肠侧瘘)家兔的舌象病理组织变化，首次直接用中医证候作为模型名称。此后，1974年山西医学院用腹腔血凝块作为瘀血模型研究宫外孕方药理。

    1976年后，随着中医药研究的重点从病向证转移，研制证候动物模型成了中医药界的要求。1977年，孙孝洪撰文指出：“‘辨证论治’为中医临床独特的理论体系，复方和中药的使用主要是针对‘证’。长期以来，中药实验研究主要沿用西医常用的病理模型，因而受一定‘外因论’、‘局部定位论’的束缚，常致造成临床疗效与实际结果间的差距，为全面阐明中药治疗原理带来一定困难”。此文明确指出了中药研制自己的动物模型的必要性，使此项工作开始受到中医药界的关注，并为中医药动物模型研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拉开了序幕。据统计，1976年以前17年发表的有关中医药动物模型的文献与1977年后14年间发表的文献量之比为1∶32。1977年，上海中医学院重新用肾上腺皮质激素和甲状腺素+利血平复制小白鼠阳虚、阴虚模型并用助阳药、滋阴药治疗，从组织化学和分子生物学角度进行研究。同年，上海第一医学院研制出高分子右旋糖酐微循环血瘀模型。1979年北京师范大学张启元尝试用灌喂大黄煎剂“泻下伤脾”建立小鼠脾虚证模型。肾虚、脾虚、血瘀三证模型开创了中医动物模型的先河，并在以后成为研究重点。迄今，肾虚模型有21种造模方法，文献量占中医动物模型总文献量的18.3%；脾虚模型有19种造模方法，文献量占31.1%；血瘀模型有42种造模方法，文献量占12.0%。1982年在广州召开的中西医结合虚证与老年病会议上，虚证动物模型实验报告第一次占据重要位置，由此引起中医药界的高度注意，并导致了一场长时间的，以中、西医方法论为焦点，以中医药动物模型的可行性为对象的讨论。从此，各种模型纷纷建立，如湖南医学院的艾叶注射肝郁模型，四川医学院的大肠杆菌静脉注射温病卫气营血模型，梁月华的温热药、寒凉药喂饲大鼠热证、寒证模型，贲长恩的溶血性贫血血虚模型等等，都有相当影响，理论文献也日见增多。

    1984年，卫生部科教司在编写《医学实验动物模型和细胞系研制与应用》一书中，首先收录了11种中医动物模型。1987年，成都中医学院中医实验研究组编著《中医证候动物模型实验方法》一书，详细介绍了当时已有的几十种中医模型，并在总论中论述了证候动物模型的定义、研究原则、动物选择、制作思路和方法。1988年10月中国病理生理学会中医病理生理专业委员会在南昌召开“全国中医病证动物模型复制经验交流会”，作为首次中医动物模型专题的全国性会议，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医动物模型研究自发、零散、粗放式的研究阶段结束，在学术上逐步走向成熟，从而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1988年至1990年，中医动物模型实验研究继续呈 更 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