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余云岫先生传略和年谱》的意见

     中华医史杂志1954年第二号，载有《余云岫先生传略和年谱》一文，刊出之后，引起了宋向元同志的反应，提出了他的一些意见，这意见虽未被编辑者所发表，但根据中华医史杂志1955年第一号《编者的话》中，颇透露出读者们对此文有相反的意见。编者说：“希望大家对这些问题，踊跃提出意见，这样庶可对余云岫先生，作出比较恰当的评价。”我个人对于余云岫所谓“医学革命”和他的政治意识，认为确有重新评价的必要。

    这一篇传记和年谱，是由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历史学会署名，但是从文字的内容观察，实际的执笔人，很有可能是庞京周等这一小集团中人所作。这一小集团和当时的西医汪企张等，从1927年以来，一贯以摧毁祖国的医学文化遗产为唯一的目的。而余云岫便是这一小集团的领导人物。这一篇传记和年谱的主要目标，是在掩饰余云岫毒害祖国医学遗产的罪恶，也就是想模糊大家对余云岫的观念，因而逃避了他们这一小集团所应负的罪责。所以对这一小集团的罪恶行为，不能不及时加以揭发。

    余云岫著书无几，而字字不离肃清中医。解放后，毛主席明确指出：“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学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发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而余云岫在《医学革命论初集》三版跋文中，还要坚持他的错误。跋文说：“不意一班旧医，仍本其一贯反科学立场，犹图最后挣扎，竟借早年老解放区，于进行解放战争中，在某一条件下，曾有一度中西合作，统一战线之号召，现在旧医即据此为教条，大声鼓吹，歪曲事实，抑知此一号召系指人事上之合作，而非学术上之汇通。因正式新医缺乏，故须团结合作为人民服务。如曲解为旧医理论与新医学术之沟通，等于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统一合作，宁非滑稽耶。”

    回顾1927年前后，当时社会的医药情况，中医尚有深度的群众基础，病家非到病情危急，诸医束手，很少肯请西医诊治，因此开业西医，经济情况颇为拮据。正如余云岫的好友汪企张所说：“新医做十年以上，而居积至三万五万的能有几人，反之旧医拥有造孽钱十万百万，起大厦，设药肆，开典当，做地产的，就上海一部而论，已不在少数。”(见汪企张著二十年来中国医事刍议第221页)基于这种卑劣的资产阶级经济观点，由妒生恨，煽动西医，与中医对立，制造分裂，开不团结；进而产生消灭中医的歪曲论据。想把这十万百万的横财，从中医手中夺取过来。开始不过对个别中医的攻击，接着向整个中医进攻，更进而摧残到祖国的宝贵的文化的医学遗产上来了。这种无耻的行动，就是年谱和传记所赞美的“医学革命”。

    在这种医学革命中，余云岫片面地夸大了西医的长处，抹煞了数千年来，祖国劳动人民所创造和积累起来的医学经验。“革命”是可尊敬的事业，革命是为人民增进福利的斗争。余云岫为了私利而冒上了革命。这是损害了革命，侮辱了革命，而这样的革命，却在传记和年谱中，予以赞美，予以极高的评价，这是异常地不恰当。

    余云岫既立下了取消中医的志愿，他用“擒贼先擒王，射人先射马”的方法，第一炮就先攻打中国第一部医籍《内经》。《内经》是祖国秦汉时代，劳动人民的集体创作，它总结着二千年以前祖国的医学成就。这是一部巨著，包括这《素问》和《灵枢》两部分。《素问》是一部最古老的针灸医疗学。这两部不但被中医奉为经典之作，在一般古代典籍中，也被重视为重要文化遗产之一。余云岫竟为一己的私利，撰了一部《灵素商兑》。蜀犬吠日似地，狂妄攻击，将这样一部重要典籍，不加批判，全部予以抹煞，说是“落后”说是“不科学”。民族的文化遗产，因限于当时产生的年代，形式上的落后是不可避免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批判吸收，而不该是主观抹煞。即就所谓科学而论，余云岫所称的科学是魏尔啸氏的，以细胞病理学理论的伪科学，站在机械唯物论的谬误基础上的，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论的科学。在已故的余云岫，也许没有机会研究巴甫洛夫理论。所以居然说出《内经》是不科学的看法。在一个处在大都市如上海的，上海医史学会这样的单位，也盲目赞美《灵素商兑》，无视祖国的重要医学典籍，这种不可容忍的错误，是该加以检讨的。

    余云岫的摧毁祖国医学，虽然自称如摧枯拉朽，所向无敌，但是瞒不过群众雪亮的眼睛，他的《灵素商兑》，他的《社会医报》，没有起到取消中医的作用。因此他发动了另一毒计，采用帝国主义利用亚洲人打亚洲人的方法，指使了宋大仁，叶劲秋等人，组织了一个“中西医学研究社”，伪装成中医的立场，来打击中医。宋大仁在余云岫所著《医学革命初集》三版跋文中，曾自白他的阴谋说：“由于斗争之发展，医学革命之阵营，日益广大而巩固。予因纠合通知，余1935年，倡组中西医学研究社，以医学革命与医史研究，为唯一任务。刊布文字，揭发旧医思想之落伍，与理论之虚妄。”突出的个别中医如叶劲秋，就在解放之后，还在余云岫指使宋大仁所主持的 更 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