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方剂学实验研究中的一些思考

     中医方剂是临床治疗的主要手段之一。一个方剂一般都由两味或两味以上药物组成，还有君臣佐使的配伍理论和加减原则。使用多味药组成的方剂是中医临床用药的一大特色，也是对世界药物应用上的一大贡献。这种用药方法能够适应临床复杂多变的病情需要，然而由于多味药组合的综合作用，对于尚未熟谙中医药理论而初涉斯道的人，特别是西方人士或者是西学中者，实难理解和掌握。尤其是在连单味中药的成分都未明确的情况下，组成复方使用就更不易使人理解了。不过近年来由于回归大自然浪潮的高涨和我国实力地位的提高，不论在国内国外，中医药日益受到青睐，许多学科的学者、专家，纷纷关注中医药，特别是对中药方剂，用现代科学等手段和方法，做了大量的实验研究，并有许多高论，见仁见智，值得学习和称颂。笔者谨就这方面的一些思考，略陈管见如下，并祈指正。

    一、方剂药理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邯郸学步不可为

    药理学是现代医药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手段，它从生理学中分化出来后，现在至少又分化为实验药理学和临床药理学两个大的分支。药理研究不仅检验药物疗效，也能发现新的功用及一些不良反应或毒性，还能阐明产生疗效的机理，以及它的代谢和排泄途径等。方剂药理学的兴起是近些年的事，虽然取得了较多的成绩，但也有很多非议。有人认为中药方剂是我们老祖宗传留下来的宝贵财富，有数千年的历史，现在还要用老鼠、兔子做实验，让这些不通人性的东西点头才算数，真是岂有此理!这大概主要是指责实验药理学研究的，这话说得虽然慷慨激昂，但恐怕不够全面，也不尽符合现代社会的伦理道德。何以见得？

    从今天的观点来看，我们的中药方剂，据文献记载除了有些原始的、自发的或极少数自觉的药理毒理学实验外，应该说绝大部分的功能作用，都是从临床上摸索来的，属于临床药理学的范畴，自然包涵了许多更为宝贵的经验，大概也少不了泪和血的教训与惨剧。“神农尝百草，一日七十毒”就是这种临床药理实验真实而又痛苦的记录和写照。但在今天不论从伦理道德，还是法律来说都是不能允许再用人去做实验了；其次是药理学实验不仅用动物做人的替身，人道又方便、价廉，而且可以任人摆布和操纵，还可以多次重复验证，以消除偶然性，求得最大限度的良好配伍和安全性；还可以比较相类方剂及其不同制剂的差异和优劣等等。然而现今的方剂药理学实验，发育尚不完善，基本上都是套用西医药学的方法，特别是新药开发上，有些背离了中医药理论指导，硬性要求必须用动物实验以观察某些与中医药理论不沾边或对临床应用无补的内容，这显然是欠妥当的，也是中医药工作者难以理解的，所以才提出了一些质疑和批评。

    1.方剂的药理学实验，不能只用“线性思维”急功近利地进行疗效研究。

    单一指标也难以说明方剂的多效性和疗效机理。众所周知，中医的治病特色是辨证论治，使用方剂治疗的是疾病的“证”，“证”是致病因子作用于机体的综合反应，也就是说方剂治疗的着眼点是针对致病因子和机体应答反应的状态，即病人的整体状态，着重的是患病的人，而不是或不全是针对病，所以中医治病选方要求“方药对证”，其效乃彰。所以急功近利地用“线性思维”去研究方剂的“抗菌”，还是“抗癌”，甚至冀期找到针对这些“菌”、“癌”的某一化学成分，常常是事倍功半，甚至是劳民伤财而终无所获。即使找到某些化学物质，仍很难解释中医方剂的功能和作用。如六味地黄丸能滋阴补肾，治疗小儿“五迟”，也能治疗治疗妇女更年期综合征，还能治疗眼的疾患，甚至还能逆转食道上皮细胞重度增生而防癌变；再如补中益气汤除治疗消化系统疾病外，还能防治感冒等，其适应证相当宽泛，无论如何用这种“线性思维”的指标或成分，难以解释方剂的多功能性和异病同治的道理。这大概也是方剂药理学研究不能不受到质疑，甚或反对用老鼠、兔子点头来评价中药方剂疗效的理由之一。对于这个问题，周俊院士说：“中药复方是根据中医药理论和实践以及单味药的功能主治组合，形成相对安全的组合天然化学库。其作用机理是复方中多种活性成分以低于它们中某一单体的治疗剂量进入人体后，有选择地，反复作用于某类疾病的多个直接靶点(治标)和间接靶点(治本)，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这个观点是值得称颂的。所以值得称颂，是因为他看到了中药复方的复杂性，不能只用“线性思维”去急功近利地研究方剂。

    2.方剂药理学的研究，应在中医药理论的基本框架内进行，其造型设计和指标，尽可能贴近中医药理论。

    方剂药理学研究是中医药学研究的一部分，它的宗旨是研究中医方剂治疗疾病的机理，为改进制剂，给人们提供安全有效、服用方便的药物，为保障人类的健康幸福做出贡献。由于中药方剂与现代化学药物不同，不是首先诞生在实验室，其基本上都是来自临床实践，因此 更 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