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合作医疗与中医药“血脉相连”

     胥晓琦

    近年，在国家社会政治理念与经济体制剧烈变化中，久被搁置的农村合作医疗又重新成为我国农村卫生工作亮点，并得到很多农民群众的积极响应。因此，对农村合作医疗的历史沿革以及今天一些现象进行深入分析，将有益于其稳步、健康发展。

    一条主线的延续

    尽管，现行的农村合作医疗被称为新型合作医疗，完善了以往合作医疗的管理模式和管理体制，增强了一些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内容。例如，加强了 “保大病住院为主、兼保小病门诊”的保险性质。但它的本质，即完善农村三级医疗卫生网络、使农村群体得到基本医疗卫生保健服务、提高广大农民的健康水平及生活质量没有变；“解决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的指导思想没有变。因此，对于新、老农村合作医疗体制的关系应该说，是一条主线的延续。为此，研究、发掘、弘扬早年农村合作医疗中一些重要的成功因素，例如深入探讨中医药在农村合作医疗中的作用，对于保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稳步、健康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历史的“巧合”

    农村合作医疗与中医药有着两个重要的“共性”：都是“土生土长”于中国；又都是饱受社会、政治、经济变革，几经沉浮而不灭。这是历史的“巧合”吗？当然不是。仅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就会发现它们之间“血脉相连”的关系。

    首先，从产生的历史背景看。卫生部原医政司张自宽司长在他的著作中写到：“在1950年前后，为了解决广大农村无医无药的问题……原热河和松江省的一些农村地区发动农民群众以粮食、土豆和鸡蛋等实物入股投资，建立了一批医药合作社。1955年，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开始出现具有保险性质的农村合作医疗，即出现了一批由农业生产合作社举办的保健站，实行看病收费，叫做‘合医合防不合药’式的农村合作医疗，或称‘社办合作医疗制度’……对此，不论是农民，还是农村干部或乡村医生，都比较满意。”专家研究认为：作为一种社会保障制度，合作医疗在中国农村的产生决非偶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相结合的产物。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人道主义思想为主体，要求人们相互友爱、互相帮助，着眼于人际关系的处理。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是把亲子之爱、邻里之情扩大到整个社会，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道德规范。这种道德规范及价值观念渊源于孔孟思想中之“仁”，自春秋战国以来，一直成为中华民族社会行为的准则之一。因此，这与中医药先贤认为医乃“仁术”出自同源。

    其次，从发展的历史背景看。我国的农村合作医疗发展，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半个世纪中，经历过大大小小的起落沉浮。典型的是“文革”时期的大起以及其后的大落。因此，对它的正面与负面评价也始终是此起彼伏或共存。而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们在考察了我国农村卫生工作之后，在报告中强调指出：“中国农村实行的合作医疗制度，是发展中国家群体解决卫生经费的惟一范例。尽管每个合作医疗的具体情况在各国有很大差异。但是总的来讲，它是由群众集资、采取预付医疗保险金的形式，解决群众基本医疗保健问题的一种医疗保健制度。”“初级卫生工作的提出主要来自中国的启发。中国在占80%人口的农村地区，发展了一个成功的基层卫生保健系统，向人民提供低费用和适宜的医疗保健技术服务，满足大多数人的基本卫生需求，这种模型很适合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同时，尽管在农村合作医疗降到最低谷时期，也有上海一些郊区县、江苏南部的多个县、山东招远县、湖北广济县等5%的农村合作医疗组织“雷打不动”地存在并正常工作着。这与中医药的发展情况极其相似：尽管其不够完善和先进，但无论在什么环境下都有其立足、生存，甚至发展的空间。这是源于一个简明而重要的道理――它们都为中国国情所需要。

    “合理性”与重要性

    而从现实角度，我们更能清楚地看到，农村合作医疗与中医药紧密的“血脉相连”。因而，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我们就能明确地认识到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中，发挥中医药作用的“合理性”与重要性。

    一、“一根银针、一把草药”

    年龄稍长的人应该都还记得：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前，农村合作医疗提倡重要的甚至是主要的治疗方法，就是最初级的中医药疗法――“一根银针、一把草药”俗称“土方土法”。这也是当时农村合作医疗“主力军”――“赤脚医生”使用的主要治疗手段。例如，张自宽于1965年月10月13日，在湖北省麻城县区卫生院院长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加强合作医疗管理时曾说：“坚持实行“两减一保”，也就是要减轻群众负担，减少以至杜绝药品浪费，保证合作医疗制度的巩固和发展。公社卫生所都要做到：不该用的药 更 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