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阻碍中医发展的“五说”误区

    生物反应技术是指利用微生物、动物或植物个体作为生物工厂来生产医药和保健使用的药用蛋白的生物高新技术。 该技术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并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无限广阔的开发潜力和发展前景。

    近几年来，关于中医学的争鸣或曰“扬”“弃”之争又见热闹，有人分析这一“中西医”大战的深层根源不过是欧风美雨催生的古今中外思想潮流在新世纪之初的中华大地上的又一次碰撞、对抗。

    唯一说：中医真的无法纳入现代科学体系吗？

    部分学者坚持认为：科学没有国界，“医学科学也应该只有一种，没有中西方之分”。中医理论根本无法纳入现代科学体系，因此，它没有科学性；也有的大人物以中医学无法“证伪”，而径称其为“伪科学”，他却同时一再大谈马克思主义可以 “证伪”，故是科学。

    在不少论著中，我们已不厌其烦地引证了生命科学哲学的“自主论”派见解，他们依据一些生物学分支学科的研究新成果提出：生物科学不同于经典意义上的“科学”（即物理科学），因此主张应改变科学统一的传统信念，“适当强调科学的多元性”，特别是在生命科学领域。我们并不认为这“适当多元” 指的就是中医理论可在今天的科学体系中照搬不动地生存，而只是认为涉及生命的现代研究过程中，在强调客观、理性的同时，还应适当兼顾“包容”。为什么同属生物学的医学理论只能“唯一”，分支均为“伪”“劣”，这似乎于理不公、大失偏颇？！而我们很难在从事诸如心理学、遗传学、进化论等生物学研究的西方科学之中发现类似的、浅薄的“唯一论”。爱因斯坦有句格言：“科学本质上是一种自由创造，任何给科学研究设定框框的行为，都是不宽容的表现。”

    荒谬说：我们该如何看待？

    一些批评者列举了从《内经》到后世中医书籍中的许多错误，作为批驳中医不科学甚至是伪科学的有力证据。就中医理论而言，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差异困惑与选择》中我们就形容它为：“一个苦涩的酸果”，“熟透了的（中医理论）体系，（是发展）必须越过的障碍”。

    人类认识自然的过程，是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难免有迂回与曲折，是个逐步告别缪误的、试错的过程。关键的是如何对待这些“缪误”，死抱传统，视某一理论为“唯一”，那就必将陷入泥潭。我们认为：须直面中医理论所存在的问题，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有所变革――对中医理论进行“解构”与“重建”。

    平心而论，是科学探索便难免有错。希求理论完全无谬误、绝对正确，那只是种“理想”，应该强调的只是探索过程中必须秉承科学精神。20世纪六七十年代盛行一时、风光无限的塞里应激理论，导致了把皮质激素视为万能之药，引起了灾难性后果；2003年SARS事件中，仍滥用皮质激素，又留下了多少股骨颈坏死的残疾人，而其中许多还是医务工作者。近年来，现代医学更新过的理论知多少？因此，美国科学院院士刘易斯·托马斯称：“医学是最年轻的科学”。 故应历史地看待理论中的谬误问题。

    有毒说：成长中的烦恼

    关木通的肾毒性事件是许多人彻底否定中医药科学性和实用价值的有力武器。其实，这没有任何说服力。“是药三分毒”、“大毒治病，十去其六”，这是从古至今一以贯之的中医学常识，因此也就有了炮制、剂量、配伍等等一系列相关操作要求，以减少毒副作用。百姓通常所说的中医药无毒副作用，只是个相对的说法，比起化学合成药物，那中医药的毒性是小巫见大巫。须知，我国有一段时间每年竟有50万人因肾毒性抗生素而致终身神经性耳聋，全国这类患者超过一千万；据美国国家科学院医学研究所1999年统计，该国每年有9.8万人死于医源性、药源性后果，其中70％以上与药物毒性有关，而有美国学者认为这只是实际死亡人数的一半。

    同类淘汰说：不存在中医学必定被淘汰的逻辑关系

    不少学者以为，近一百多年，欧风美雨挟带着主流医学，已把传统医学一扫而光，至少作为有独立主体的医学体系已不复存在，中医学也必将如此。前话不假，但就此作出后一结论却过于简单、草率，忽视了一些基本事实。试问，哪一门（或哪一地域的）传统医学曾有过类似中医学的相对自洽的理论体系，从“道”到理法方药，希氏文集与盖伦著作及《医典》尽管炳彪世界医学史，但都只是一个个问题的“论文集”，在当时只是众多医学流派中的一支，相互间难以“对话”。而且，至为关键的是，除中世纪宗教医学外，19世纪中叶以前，欧洲医学从未出现过一统的学科范式。科学哲学告诉我们：范式的一统是学科常规发展的先决条件。我们不认为中医理论（体系）的范式是完美的，但它至少是黏合剂，把庞杂的医学观念 更 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