邃密商量蔚深沉——河间与易水之争使祖国医学丰采而别致

     河间与易水的学术争鸣是金元医学史上的一桩盛闻，始于河间学人对宋代朱肱《南阳活人书》的驳诘，后因李东垣著《伤寒会要》和《伤寒治法举要》，支持、发展了朱肱的有关见解，遂使争论转为河间与易水之争。

    明代王节斋在《明医杂著》中说“外感法仲景，内伤法东垣”，虽然听者多认为东垣不能与仲景并列，但也不否认东垣对内伤论治方面的成就。从《伤寒会要序》和东垣学术传人王好古《此事难知》书中保存的一些治伤寒内容，得知东垣伤寒之学，启自仲景，师于元素，向学于朱肱，伤寒是其专长，有独到见解，还创制12首治伤寒的方剂，“发仲景所未发”，以其“论证设方，其应如响”，人称“神医”。对《此事难知》保存东垣伤寒的功绩，《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说道：“皆阐明李杲之绪论，于伤寒证治尤详，杲《伤寒会要》久已散佚，惟赖此尚存其梗概。”元好问在《伤寒会要序》中说东垣的学术强项是“伤寒、痈疽、眼病”，治伤寒“指掌在仓猝之际”。清代汪琥在《伤寒论辨证广注》中，归纳了东垣在《伤寒治法举要》的32条要点，并概括其治疗套路是：“治外感羌活冲和汤，挟内伤补中益气汤，如外感风寒，内伤元气，是内外两感之证，宜用混淆补中汤，即补中益气汤加藁本、羌活、防风、苍术也。又一法，先以冲和汤发散，后以参芪甘草三味补中汤济之。”这些是东垣伤寒之学的概况，是东垣治伤寒突破“三禁”的例证，有助于进一步了解河间与易水之争。

    元好问在《伤寒会要序》中，叙述东垣赞同朱肱，以东垣治例说虚人和夏月以前使用“群阴之剂”的不当，并没言及河间其人其论。但文中透露了两种不同的治疗观念。元好问的医学著作《集验方》，都是经他亲验有效之后才写进书中。在《伤寒会要序》中，他对东垣的论治理路概括得当，但从所举病例中可知东垣赞同朱肱。朱肱以经络解释伤寒六经，用传经理论治疗伤寒两感，又将温病和痘疹等纳入伤寒的范畴以论治，治方除仲景传下的112方之外，又吸收《千金》、《外台》、《圣惠》等方书中的126方补仲景之未备。河间学派肇创人刘完素，对朱肱非常敬佩，他在《素问玄机原病式序》中说：“惟近世朱奉议，多得其意，遂以本仲景之论，而兼诸书之说，编集作《活人书》二十卷。其门多，其方众，其言直，其类辨，使后学者易为寻检施行，故今之用者多矣。”但同时也指其不足，说：“然而其间亦有未合圣人之意者，往往但相肖而已。”说有不足之处，并没具体指驳，也没有立为争论的对象。首开论战的是刘完素的亲炙弟子马宗素，他在所著《伤寒医鉴》中，“皆采刘完素之说，以驳朱肱《南阳活人书》，故每条之论，皆先朱后刘。大旨皆以热病为伤寒，喜寒凉忌温热，然《活人书》往往用麻桂于夏月发泻之时，所以贻祸。”(《四库全书总目》卷105存目)其后又有刘完素私淑弟子葛雍等人在《伤寒直格》一书中，批评朱肱六经“传足不传手”之论，斥之为“不经之论”，陈述河间主火用攻下主要是针对当时热病为多，不能说用下法即是伤阳。马宗素等人，在刘完素故去数年后，又借《伤寒直格》重刊之时，在序跋中重申此义。河间一派批驳朱肱，除夏月伤寒不当用温药之外，还有三方面的争论：一是说朱著分证不清，混淆经界，将三阴经的热证当作阴寒证；二是传至阴经的热证不该用温法；三是不该“将阴阳字释作寒热”。总括来看，争论的关键是伤寒该用辛温还是用寒凉。

    李东垣三十万言的《伤寒会要》是他的第一部著作，元好问序于1238年，刊行以后，河间学派与朱肱的争论，转为河间与易水之争。元好问在《序》中，对东垣能突破伤寒“三禁”给予肯定，三禁指的是经禁、时禁、病禁，东垣以“见证得药，见药识施，以类相从”为标格，回应马宗素的“分证不清，混淆经界”的批评，支持朱肱在《证类活人书》所说的“病人有虚有实，邪气传受迟速不等，岂可拘以日数”之论。东垣易水一派，与刘完素河间一派，在治疗思想上有所不同。明代以后，医学界把刘完素的“专主火，遵之经，断自我”和张子和主攻下的一派，称为“霸道医”；称东垣一派和朱丹溪等人为“王道医”。又经历一段时间以后，“王道”之说已成为赞语，“霸道”之说不再提起。因两派主旨是治疗观点的不同，又都具实践性，后人又将两派视为两种风格。

    河间易水之争使祖国医学丰采而别致。两家是出于同一历史时期的两个不同学派，学说不同，但在立论上却有相同的渊源：两家都援用《易经》之理，又都引发于五运六气。中国古代的医学家多是把《易经》之理论作为医理的根据，刘完素尊离卦之火，李东垣重坤卦之土。河间一派在《伤寒直格》中引《说卦》的“乾为寒为冰”，作为用寒凉立论的依据，创天水散。东垣也引用《说卦》，以“坤为地”而重脾胃，讲气化以泰卦论升降，有交泰丸。刘完素从病机十九条火热条居多而主火，又从“君火以明，相火以位”而创相火之说。他指认病气与岁时节气之相关是病机的关键所在。他在《素问玄机原病式·六气为病》中说：“一身之气，皆随四时五 更 多>>